便宜道理(下)

另外野草莓團體也陷入了一種迷失，即是「只要是真理，就不必考量說話的人，因為真理就是真理，不會因為講的人或對象不同而不一樣。」並且提出「不以人廢言」的見解，駁斥社會上對該團體政治色彩的普遍質疑。2+2=4 是不是定理？集會遊行做為言論自由的一部分，是否就是民主體現的真理？我前面提過了(參考便宜道理(上))，在此暫且把這些問題擱下。就假設這些訴求果真是道理，讓我們來看看純粹「不以人廢言」的謬誤。

「不以人廢言」語出論語·衛靈公，孔子說：「君子不以言舉人，不以人廢言。」大意是說，上位者不應該看這個人能言善道，就貿然任用他，也不可以因為瞧不起一個人，就認為這個人的話一無是處。孔子這話的用意，是講述取人的要旨，不能以偏概全，在於觀察此人是否有德有言，是否言行一致。一個言行不一的人，即使說起話來正經八百，有條有理，也是虛有其表，沒有用的，因為這樣的人有言卻無德。相反的，一個行為有缺陷的人，即便看不起他，若他講的話有道理，也不可輕忽，換句話說，就算是無德也能有言。然而，不管是有言不一定有德，或是無德亦可以有言，任用人的前提，還是要有德有言，觀察講話的人是否言行如一，是否表裡相應。

過去孔子也犯過同樣的錯誤，他說：「始吾於人也，聽其言而信其行」最初孔子對待一個人，是聽這個人說的話，就相信此人也一定是會辦得到。等到吃了虧，孔子就說：「今吾於人也，聽其言而觀其行。」對待人不只要聽這個人講得的話，還要觀察他是否真能身體力行。有些人能說慣道，講的話聽起來也有幾番道理，然而所行所為卻與之所言相反，表裡不一，言行自相矛盾。若按野草莓的邏輯，因為這個人講的話有道理，所以也不必在乎此人的背景或意圖，甚至隨之起舞也在所不惜，因為站得住「理」，是這樣的嗎？廣場上的野草莓學生相信自己有判斷力，有自主性，不會受黨派的左右，關於這點我也相信，但不等同不會受到擺布和利用。

社會許多人士對這次活動質疑不是毫無原因的。這次野草莓的活動是由李明聰所發起，儘管有部分參與活動的學生不以為然，認為這次活動是由學生本身自主性倡導，然而，當 11 月 16 日范雲在中正紀念館的講台上介紹發起人是李明聰時，我並沒有看到有學生上台提出反對聲音的。談論一個人，我首重去檢視一個人的言行，即便這個人和我的想法相左，只要其言行一致，還是能得到我的尊重。因此，談到李明聰這個人，不必去考量他個人的政治色彩，就看看他先後的談話就足夠了。印象深刻的，2004 年 4 月李明聰在中國時報發表過一篇文章，標題為《超越對立的批判性想像》，當時李明聰是如何批判 2004 年大選爭議後的群眾抗爭及學運，其中有一段說：「

我對學生靜坐頗有微詞，卻不等於我就與當權者同聲一氣。這個被媒體過度放大的學運，讓我質疑的也不是他們的真假，而是他們稍嫌虛妄的姿態，以及在論述上的想像貧血。當他們窩在「不分藍綠」的廉價口號中，刻意營造悲情、訴求卻明顯貼近一方的政治主張；於此同時，在校園裡其實還有更多一直在紮實經營的學運社團，繼續著他們對各類公共事務的關心與介入。紀念堂前的靜坐學生或許熱情，但對「民主」的想像卻相當狹隘。只是不斷挪用各種老舊的抗爭符碼、複製某種保守價值（如「學生很純潔、老師來保護」等），而無法提出他們對未來的、政治社會文化經濟種種制度重構的想像。正是這種「看起來很重（悲情手段）其實卻很輕（沒有論述）」的貧乏，讓我終究無法支持他們的行動。

」如果把這拿來批判此次的野草莓活動，看來也相當適用。同樣一個李明聰，差別只在，當時的當權者是李明聰所支持的政黨，而現在的執政者是其反對的。儘管楊偉中寫了一篇《不「野」，也並不「草莓」的學運》來幫李明聰塗脂抹粉，但仍難掩李明聰的前後不一，也莫怪會引發對立面的強烈質疑。

我很喜歡《旁觀者》這本書，彼得·杜拉克大師在這本書裡有好幾篇文章引人深思，其中有一篇名為「怪獸與綿羊」，描述當年德國納粹底下犧牲掉的兩人，一位是他人口中的怪獸雷霍德·漢斯(Reinhold Hensch)，另一個是杜拉克筆下的綿羊謝佛(Paul Schaeffer)。

當時(約 1932 年)，漢斯與杜拉克是同事，同在《法蘭克福總指南》這家報社服務。漢斯那時年不過 30，出身工人家庭，所以很努力上進，為了取得共產黨和納粹黨的消息，還入了這些政黨，取得兩個政黨的黨證。1933 年希特勒正式取得政權，而杜拉克由於看清當時局勢，也決定依先前的打算離開德國。就在離開德國前一晚，漢斯來找杜拉克，除了禮貌性的拜訪慰留，也告知杜拉克，納粹要漢斯接管《法蘭克福總指南》，還有其內心對納粹的畏懼，並表達他對杜拉克可以一走了之的羨慕。杜拉克當然勸他放下一切離開德國，不過漢斯心中雖害怕，卻也認為這是身為工人子弟的自己揚名立萬的時機。十二年後，這個人稱怪獸的漢斯，就在其老家自行了斷一生。

至於杜拉克口中的綿羊，原本是《柏林日報》駐美記者，謝佛與羅斯福很熟，羅斯福競選總統期間，謝佛一路相隨，而羅斯福當選後，謝佛也進駐華盛頓，成為羅斯福總統的重要幕僚。謝佛與美國的關係、與西方國家的關係，很自然會引發納粹的注意。當希特勒上台，《柏林日報》創辦人暨編輯人伍爾夫(Theodore Wolff)因為猶太人的身分，給納粹趕下來，納粹並邀請謝佛回柏林接手伍爾夫的職務。儘管許多朋友力勸謝佛拒絕這項職務，但謝佛仍舊排除眾議，回柏林繼任。

謝佛非常清楚德國的情況，也對納粹不抱一絲的幻想。謝佛認為捨掉他，誰也不能抵擋最壞的情況，謝佛堅信納粹需要他幫納粹向世界發聲，而且也需要經由他來了解英語世界的輿論，因此謝佛相信這樣就可以約束納粹的行動和措詞。當時柏林伍爾斯坦出版公司的駐英記者蒙特葛雷斯伯爵向謝佛問道：「你難道不怕納粹利用你來幫他們贏得面子，並欺瞞外面的世界嗎？」謝佛還義憤填膺的說：「我又不是三歲小孩，我是一位老練的報人。要是納粹想操縱我，我就立刻走人。」謝佛認為這樣可以讓納粹顏面盡失，因此納粹就不敢隨便操控他。

謝佛回柏林後，受到盛大的歡迎，集名銜、財富及榮耀於一身。剛開始，納粹向謝佛證明外界對納粹的流言流語，都是猶太人惡毒的謊言，把納粹的惡行撇得一乾二淨。其次，讓謝佛可以採訪納粹的頭目，這些納粹高層皆矢口否認他們反猶太的行徑，並以各種言語取得謝佛的信賴。如果納粹欺壓的暴行給外界抖了出來，納粹就請謝佛到外國使館向外國媒體保證這是個別事件；德國若軍備重整的消息一出現，就請謝佛寫文章幫納粹辯護。當謝佛的價值給利用殆盡後，最後就遭到清除的命運。

杜拉克大師認為：「

罪惡之所以會在漢斯和謝佛身上發生作用，正因罪惡力量之大，而人卻是如此的渺小。... ...。由聖經中的禱告詞我們得知，人是如此的渺小、脆弱，因此我們請求上帝不叫我們遇到試探，救我們脫離兇惡。正因為罪惡從來就不平凡，平庸的是人。因此，人千萬不可和罪惡打交道，... ...。

」漢斯以為自己的野心也以駕馭罪惡，謝佛則以為憑自己的能力，能避免罪惡的惡化，結果這兩人都遭受罪惡的吞噬。杜拉克說他常在想，哪一個為害較烈？是「怪獸」，還是「綿羊」？最後他認為：「

或許，最大的罪惡都不是這兩個做古已久的人，或許是二十世紀的漠然，... ...。用古福音書的話來說，『當主被釘死在十字架』的時候，竟然視若無睹。

」

很慶幸的，看到不平的事情發生時，台灣社會還是有許多人站出來講話，無論是警察執法過當，亦或是遊行過程中所引發的暴力事件，社會各層皆用不同的角度，用不同的聲音提出各種意見，代表我們並沒有漠然不顧，並非視若無睹。然而，廣場上的學生在兩大政營的角力下，究竟會成為「怪獸」或是「綿羊」？亦或是第三選項？這就要靠這個團體成員堅信他們真理的心靈強度，還有是否能排除各方的質疑，化阻力為助力，以及時時不忘自我批判的能力。

無論如何，把 2+2=4 當成定理是便宜的做法，就算這句話是真理，仍然要檢驗講這話的人是個什麼角色。高明的騙子要行騙，也不會盡是謊言；惡魔要誘惑人心，也會講出真理。不能高估自己的智慧，也不要接受惡魔的試探。有言的人並不一定有德，而無德的人當然也說得出道理，可取的只是道理，並非完全相信這個人。最終，還是要「聽其言，觀其行」才是識人、信人、用人的正道。